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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春坤  名古屋大学法学部1999年4月至2000年3月  

为庆祝名古屋大学（以下简称“名大”）上海校友会成立20周年，校友会早在2025年2月份就发起了征文活动，但当时我根本就没打算写，一是因为我在名大只有一个学年的时间，而且由于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中间还回国了一趟；二是因为自己觉得在名大的这一学年既没有好好学习专业课程，也没有好好学习日语，感觉自己只是在名大“过了个水”。直到2025年4月20日，在参加好为期两天的名大校友会“临海踏青之旅”返回上海的大巴车上，回想到当年在名大期间很多的人和事，内心颇有感触，而且在名大的这一学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回过头去看却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正如在2021年4月复旦校友会对我的一篇采访（《旦星璀璨|栗春坤：逊志时敏赤子心》）中所说：原本毕业后就留在复旦大学法学院当老师的，但从名大回来之后，却阴差阳错进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简称“上海市政府法制办”），从而进入了公务员体系；再后来又从上海市政府法制办调到了上海市长兴岛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在上海市长兴岛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工作了十五年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三条关于工作年限满三十年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的规定，在2023年办理了提前退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名大的这一学年是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一学年毫不为过，而且，由于我是研三时被派过去的，当时我硕士课程已修完，甚至毕业论文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所以在名大的这一学年，毫无学习方面的压力，成了我游学和深度体验日本生活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走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很多活动，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不过，我的父亲也是在这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的，给我留下了一生都难以弥补的缺憾。

当然，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本人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连电脑都还没有普及（记得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还是手写以后去打印店让人家给打印的），所以，有些记忆不一定那么准确，这里写的这些内容切不可作为史料，更不可作为“呈堂证供”。

记忆中，好像是1998年年底，复旦法律系的领导跟我说有个公派到名古屋大学法学部学习一年的机会，让我按照要求准备材料（过程中应该还有选拔等程序，但实在是记不清楚了）。材料的准备都很顺利，但印象中此后办理护照却很麻烦。照理说，公派应该持因公护照，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好像持因公护照出境的时间又不得超过六个月，像我这样要出去一个学年的就不能持因公护照。反正折腾了挺长时间才办好，比通知的入学时间迟了一些才到名大报到。后来才听说，复旦大学和名古屋大学之间的交流协议是1998年下半年签订的，我是协议签订后复旦大学派往名古屋大学的第一人，身份是特别研究生（Special Research Student）。

飞机降落在名古屋机场后，名大负责交流项目的奥田老师亲自到机场接我；还有早年已经去日本发展、跟我一样研究生也是李昌道老师所带的沈伟师兄在名大等我；李小宁和季诺也联系了在名大的妹妹李小平，让她多关照我。印象中，奥田老师非常友善，有耐心，对我这个不懂日语的学生特别关照，还让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精通日语的常敏峰帮我。在学校办好手续后，就去了位于樱山的名古屋大学留学生会馆。沈伟师兄一直把我送到地铁上，还跟我讲到哪里换乘、哪里下车、下车后怎么走等等，交代得特别仔细。当时名古屋已经有了多条地铁线，已形成轨道交通网，而且每条地铁线都用不同的颜色标识，非常方便。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地铁的便利。那个时候，上海只有三条地铁线，远远没有形成网络。回国后在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工作期间，作为经办人参与《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从立法调研到形成条文和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全过程，而且还在地铁18号线开通时受邀参加通车仪式的活动，这是后话。

在名大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参加了很多活动。有学校组织的活动，也有当地友好团体的活动，还有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活动等，如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会组织了挺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作为活动庆典的主持人和整个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筹备过程中，我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王竞等人还特地向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陈健作过汇报。国庆庆祝活动后，又有迎接澳门回归活动、迎接2000年新千年活动以及喜迎2000年农历龙年活动等，都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友好人士参加。在参加过的当地友好团体组织的活动中，有一项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在海滩上，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眼睛被蒙着，然后根据周围人的提示，比如向前走半步，再往右挪一点儿等，用棍子把西瓜打破。西瓜被打破后，大家一起欢呼并品尝被打破的西瓜。这其中是什么说法，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也是个什么节日里的习俗之一，挺热闹的。

除了这些有组织的活动之外，也参加过很多朋友间私人的活动。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其中一项内容是去泡露天温泉。那天很冷，还飘着雪花，那些朋友们一进去马上就下到温泉池子里，整个身体都浸在温泉里，只露个脑袋在外面，一边欣赏空中飞舞的雪花，一边泡着温泉，看上去那是相当地享受。而我因为平时都是洗冷水澡的，以前也没泡过温泉，进去以后才发现我的身体根本耐受不了温泉的水。那水最多只能浸到我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膝盖以上完全受不了。当时那个场面应该是相当尴尬，光着身子在飘着雪花的冷风中吹了半天，做了多次尝试后不得不放弃，赶紧回到室内冲了个澡把衣服穿好。回国多年后，有一次到泰州下面的一个地方，当地也有个很有名的温泉，而且是分成水温不同的多个池子。由于不是在冬天，气温也比较适宜，就又尝试了一次，尝试下来发现，我膝盖以上的身体所能承受的最高水温是摄氏35度，不过，也就此打破了我不能泡温泉的“魔咒”。

日本非常鼓励学生们利用假期或者周末外出，为此，还专门推出一种面向学生的火车票，非常便宜。持这种火车票，在24小时之内随便坐到哪里都可以。不过这种出行确实是比较累，困的时候只能在座位上坐着打个盹儿。但对于年轻人来说，累一点儿好像不算个事，很快就可以恢复，省下的这些交通费倒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看到当地那些美景的时候，所有的疲劳很快也就消失了。记得有一次已经跟人约好要去北海道乘坐环岛铁路周游一圈的，但记不清后来是什么原因却没能成行，心里为此遗憾了很久。

在名大期间，也遇到了很多人，这其中有不少都成了终生的朋友，除了前面提到的常敏峰、王竞之外，还有王竞的夫人包继红，以及白景石、陈浩、成宪武、贵刚、洪庚明、黄力远和李军夫妇、李伟群、刘昌亚、刘宏、桑晨、汤健、王岩、肖志刚、熊树明、于兴国、张葳、赵秀梅、周文清、周新宏、朱军等等，其实还有很多，恕我这里没办法一一列举。印象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们大都很友善，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虽然有不少男生随身带着化妆包，时不时还要补个妆（那时的日本年轻人也被称作“垮掉的一代”，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并非如此），但对人都还是很友善的。

回想起来，当时遇到的人当中，还有一个人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对待工作方面。这个人就是我在名大期间住的留学生会馆里负责保洁的阿姨。她个子小小的，估计身高不超过1.5米。经常看到明明地板上一尘不染，但她还在拖；明明楼梯栏杆扶手不脏，可她还在擦，而且脸上总是带着很自然的微笑。后来听人说，保洁工作也是有类似“工作规范”要求的，比如每隔多长时间拖一次地板，每隔多长时间擦一遍楼梯扶手等。这个阿姨应该就是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在做。这种敬业、这种认真、这种对于一般人看来属于“小事情”的态度，是我们很多人所欠缺的，包括我自己。我觉得从那个阿姨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使得我回到国内再次工作以后，内心里对自己的要求跟之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克服“眼高手低”方面，可以说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日本期间，还有一个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日本人对小朋友的教育。从小就开始培养小孩子的自理能力，只要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放手让孩子自己做。印象中，大概是从小学开始吧，在学校吃饭都是由学生轮流分饭分菜，吃好以后再自己收拾餐具等。教室的卫生也是由学生自己打扫，从小就养成不乱丢垃圾的习惯。据我观察，日本的干净整洁靠的是几乎每个人从小养成的不乱丢垃圾的习惯，而咱们外滩、南京路、陆家嘴等地的干净整洁则是靠大量的保洁人员一遍一遍地捡拾垃圾、一遍一遍不停地打扫。这方面的差距还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赶得上的。

另外，那个时代出国，打工是很普遍的。但因为我是公派的，有奖学金，不需要为了生计而打工，加之我去日本之前也没学过日语，所以一直到快要回国了，也没打过工。周新宏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没有打过工的话，你在日本的经历是不完整的。说来也巧，回国前不久的一天，他说有个到类似剧院里擦拭水晶灯的活正好需要人，于是就跟着他一起去打了5天工，挣了5万日元，也算是补上了在国外打工这一课，还是挺开心的（那时候的1万日元大概相当于600元人民币。我2000年回国后，刚到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工作时，印象中每个月的工资、加上补贴、津贴等全部收入大概也就是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在日本打一天零工就能挣相当于600元人民币，跟国内相比，应该属于高收入了）。

学习方面，正如前面所说，因为我不需要新的学分，所以听课对我来说主要是一种体验。在名大期间，我也旁听了一些本科生的课，听下来觉得他们的本科课程一点儿都不严格，老师基本上不管，上课时学生睡觉的、上到一半就出去打工的等等都有，但硕士（日本称“修士”）和博士就相当严格了，每次上课（即“ゼミ”，日语读音接近汉语的“在米”），都由学生先发表自己准备好的论文，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最后由教授点评。我记得轮到谁第二天发表时，常常要熬夜做准备，还生怕准备得不充分。除了听课，在名大期间，也收集了很多资料。那时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还是复印，印象中，像我这样的特别研究生，好像可以免费复印，所以回国时带了很多复印资料回来，但可惜的是，后来没有在学术这条路上走下去。

除了以上所记，有趣的人和事还有很多，但受记忆和篇幅所限，暂时先写到这里。最后，就借1999年11月我硕士毕业论文的后记结束这篇杂忆吧。

后记：这篇论文最终得以完成，首先得益于复旦特别是法律系优越的学习环境。众多老师广阔的研究领域，大大开阔了我的思路，拓宽了我的视野。在复旦法律系前后近八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有幸聆听了李昌道老师、叶孝信老师、董世忠老师、修义庭老师、胡鸿高老师、张乃根老师、杨心宇老师、郭建老师、董茂云老师、王全弟老师、季力刚老师、张光杰老师、姚荣涛老师、王蔚老师、陆志安老师、段匡老师、陈浩然老师等众多老师的授课，并拜读了他们的著作。诸位老师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给我以启迪，使我受益非浅。今年又给我到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的机会，使我可以更便捷地获取第一手材料。在日本期间，众多老师、同学、朋友也给了我很多热情的帮助。每想到这些，内心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在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家父不幸过世。又是老师、同学、朋友、家人帮助我战胜了内心的悲痛，最终完成了论文。论文脱稿之时，适逢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中国十三年的“入世”（前期称“复关”）谈判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随着中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监管必将面临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学习和借鉴。此时更觉得这篇论文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该深入的还不够深入，该涉及的还没有涉及等等，好在我还年轻，还有机会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弥补这些缺憾。